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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商人要获得一点法律经验，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换句话说，经常是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的过程；律师呢多数由于占有法律知识以及工作性质等原因，可以从他人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法律经验，成本较低。如果律师们能记载下这些法律经验，并传输给商人们，则商人的获取成本就大大降低了，这种经验的传输也是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内容之一，对客户应有助益。本文记载的一些小故事，但愿能达到上述目的，并作为商用指南的开篇。
写给接定单的工厂的故事
第一则
甲公司是福建一家经营工艺品出口的企业，虽在德国也设立了公司，甲公司仍到省内工厂选择定购工艺品，然后出口到德国，由德国公司销售。
有一天，甲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某到业务往来频繁的乙工厂，看到陈列橱中的几个工艺品十分精美，经与乙工厂协商，定购了一批工艺品并出口到德国。孰料，刚刚上市，甲公司的在德公司就被德国丙公司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起诉，并由法院裁定禁止销售，查封了产品，丙公司还提出赔偿。原来，丙公司一年前曾向乙工厂下过一批订单，乙工厂陈列橱中工艺品正是当时留下的样品，此后未再下订单；丙公司对这批工艺品享有知识产权，可能由于认为不影响丙公司的主要市场德国，故未就知识产权问题特别交代乙工厂。甲公司由此蒙受了较大损失，并影响了与乙工厂的关系。经协商，乙工厂承担了甲公司的部分损失。
看来，甲公司定购产品时应该详细了解知识产权的有关情况，乙工厂也应该对生产销售非自己设计的产品持谨慎态度，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部分。
第二则
一家制衣厂被知名商标的拥有者法国LSTET公司（下称法国公司）告上法庭，理由是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，该工厂被工商部门处罚且面临巨额索赔的诉讼。
原来，有人假借香港等地注册了与MTJ名称相似的香港公司如意大利（香港）MJJ公司，而且文件中公司MJJ中文名称与MTJ商标中文名称完全相同，该公司授权内地公司使用与知名商标MTJ相似的商标，由获授权公司委托内地工厂生产并且组织销售。这样一来，有了一整套看似合法手续，尤其是香港MJJ公司的名称让人以为其真是MTJ商标的合法持有者。对于内地一些加工厂的业主，很容易相信MTJ商标的持有者是意大利（香港）MJJ公司，尤其是中文名称又相同时。本例中造假者高招还在于：造假香港公司名称前还冠了同为服饰类出口大国意大利之名；再加上英文名称类似、中文名称相同，极易上当。看来，加工工厂对本行业知名品牌必须十分熟悉，包括商标合法持有者的公司中英文全称、国别、授权生产模式，多长一些见识。尤其别被合作对象名称前的意大利、法国给唬住，实际许多国际品牌的商标持有者公司名称与商标品称大相径庭。在对外经贸交往中，千万犯上了“崇洋病”丧失警惕性，到国外打跨国官司成本高，难度大，最好别惹上。
这是一则看来的故事，顺便说一句，类似的故事数年前在这家制衣厂所在的省份就已经发生过了，（也是一家制衣厂，应国外客户要求在衣服上加了一个英文标签，老板居然不知这是一个知名品牌的名称而惹来麻烦）。以律师的眼光评判，工厂的类似经验要比贸易公司差，尤其是加工出口工厂，很多工厂对法律十分不重视。但国内大一点公司也有犯晕时，尤其对国外大公司：谈判对象是资力雄厚的大公司，却糊里糊涂和子公司签约；签约对象是资力雄厚的大公司，履行合同却和在另一国的子公司在进行，履行中文件往来只体现另一国的子公司而无总公司的书面确认等等，为日后带来麻烦。国外大公司的复杂公司结构确实较难明白：一会亚太总部，一会新加坡公司，一会中国总部，英文中文一起上，有时各公司中文字号一样，英文字号又不同，你以为是总公司的子公司，实际又一点关系没有，各自独立。越难明白越要小心，没错。
投资合作中的故事
第一则
甲公司是福建一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，乙公司（下称北京公司）是北京一家国字号全国性大公司，甲公司老板李某与北京公司协商，由甲公司出资2700万占90％股权，北京公司出资300万，占10％股权（具体数字已忘记）到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一家丙公司，李某自然任法定代表人。在注册登记手续中，北京公司只是盖公章、转帐等，由李某全权负责跑腿。孰料，在登记过程李某中瞒天过海，偷刻了北京公司公章，把章程更改了，改为甲公司出资300万占10％，乙公司出资2700万占90％，而后又变造银行单据，利用验资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些漏洞完成虚假出资手续。注册登记后大肆行骗，因为有了国字号全国性大公司是“控股大股东”的背景，极易取得信任。而北京公司一直蒙在鼓里，直到二年后被以虚假出资告上法庭，才恍然大悟，原告一直到开庭也不知北京公司也被骗了。
许多公司对与别人合作出资成立公司的注册登记环节十分不注意，由别人跑腿的是巴不得，事后也未到工商查验注册登记资料，留下后患。类似得例子还有：一家外资企业注册登记中，工商局，外资委，甲乙方股东手中持有的章程及合资合同各不相同，以至在甲乙股东之间打官司时甲乙各出示一套不同的资料，各执一词，真假难断。
更有甚者，有些人委托社会上某些人代办公司，注册后居然股东增加了陌生人。看来，合作中一些“小事”要十分谨慎。
第二则
目前，内地一些城市招商引资活动轰轰烈烈，政府首长大多十分重视，对优惠政策的研究决定也十分迅速爽快，而且多有创新；沿海一些投资者看中了内地城市许多投资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纷纷进军内地。下面是一则故事：
某市政府引进一个大集团公司，决定将几平方公里的新市区交给大集团公司建设，大集团出资，对价是新市区公用事业50年的特许经营权，包括各种水、电、煤公用事业及城市广告等。该大集团已有与政府合作公共事业的成功经验，主营业务之一又为基础设施建设，很有信心。但因这个项目投资周期长，金额达十亿元人民币，该大集团十分小心，请了顶级经济专家当顾问，写的协议书十分强调政府的政策稳定等方面的责任。孰料运作一年多，在该集团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情况下，风云突变：
第一，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新规定出台，而政府提供给该大集团用地是分批提供的，不仅不能保证该集团原来约定的经营性用地，而且新政策征地成本大幅上升；
第二，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出台，特许经营权最长只有30年，不仅如此，该办法还禁止转让自己所取得的经营权。而该集团为了融资，早将50年的经营权转让，一旦对第三方违约后果严重，资金链条也断了。
大集团一下陷入困境，整个运作模式的基础遭到破坏，进退不得，而政府财政困难，责任担不起。
看来，光在合同中强调政府责任是不够的，要考虑好政策法律变化时的退路，在运作模式设计时予以充分考虑并在合同中予以明确，追究起责任要有保障，责任方要承担得起后果。总之风险要降到最低。如果不考虑，合同与废纸无异，写得再好也枉然。
在投资时，把握政策法律的宏观走向，想好一旦变化的应对策略，十分十分重要，许多投资失败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。
这是一则看来的故事，与此类似有关的投资故事，今后有机会还会继续讲述，因为败在这方面的投资者多，而且败得很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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